在进入原子时代之后，科技进步已经越来越显现出超越人类自身掌控的迹象，更别提预见其全部影响。
日本的水俣病、切尔诺贝利核泄露、遍及世界的白色生态污染……这是看得见的悲剧，谁知道还有多少微观层面看不见的漫长有可能导向恶劣的演化进程。
第一个向人类发出“科技可能危害人类自身”警告的是让·雅克·卢梭，可惜他太过超前，讲不清这将如何发生。
接着，是被原子弹的威力吓坏的那些科学家们，还有带些宗教神秘主义色彩的圣雄甘地，他告诫说“科学不讲伦理有可能导致人类灭亡的”。
科技推动力越大，负效应累计的速度越快。
终于，惊动了有能力采取行动的人。1968年，罗马俱乐部诞生。它的宗旨是“研究未来的科学技术革命对人类发展的影响，阐明人类面临的主要困难以引起政策制定者和舆论的注意”。
最后，当企业变成行动力量的一部分，历史的轨迹才真正拥有了被修正的可能。因为，大企业才是真正盗取天火的“普罗米修斯”。
当人类不可知地跃升或滑坠时，大企业永远都是紧紧踩在油门上的那一只脚。
至于中国企业，过去六十年，它们关注自己和国家的命运都力有不逮。它们埋头补两次工业革命的课，不被远远拉下就已经谢天谢地了，哪有能力为全人类造福。
再然后，则是安享取代了奋进，功利取代了向往。
据国内的一份抽样调查，中国民营企业平均寿命仅3.7年，中小企业平均寿命更是只有2.5年；而在美国与日本，中小企业的平均寿命分别为8.2年、12.5年。
大（集团）公司差距就更大，中国大公司的平均寿命是7-9年，欧美大企业平均寿命超过40年，日本大企业则接近60年。
如果一个公司终其一生还不到10年，它的格局就是眼下那方寸之地，要么挣扎生存，要么忙着投机赚一把就跑，你还指望它仰望星空？
幸好，一路狂追之后，我们终于演化出了上图的另一半，出现了科技、IT类的公司。这意味着，中国企业终于进入了一个新阶段，有资格参与人类问题的解决。
02
通用电气Vs. Google
认识到大危机，是科技、时代进步的结果。
应对大危机更是需要整体性的，有组织的行动。
普通的个体不行，因为商业社会中的人是利益驱动型的生物。
对绝大多数人来说，开盘、开市一刻的喧嚣就是天籁，它超过无人厂房工业机器人流水线上的协奏，超过巨轮下水前香槟敲击船头的清脆，超过重型火箭脱离大地前的震颤，超过巨型机告诉运行时的峰鸣……
当然，它还需要是代表人类文明最高水准的预见性和前瞻性。
伟大的企业是在合适不过的主体。
它们强大的生命力、赚钱能力、研发水平，决定了它们仰望星空目光所能达到的高远。
过去中国缺少伟大的企业，只是因为他们忙到顾不上抬起头来。
上个星期，有一个伟大过的公司被道琼斯工业平均指数摘除出了指数篮子。它就是通用电气公司，一个拥有126年历史的大企业，一个很难代表传统的公司。
它曾是世界第一大市值公司，鼎盛时期高达6000亿美元。
从诞生之初，它的身上就带有诸多注定伟大的基因。
它的源头可追溯到发明家托马斯·爱迪生，所以它长期都是科研、工程师首选的企业，创新就是它的内核，它曾长期霸占世界创新型企业的榜单前列。
它够大、够强，存在的时间够长，但更重要的是，它还始终对“变革”热情满满。
它是传统工业时代的集大成者。它历经一战、二战、冷战，走过无数次经济大危机，直到2001年，它还能力压微软、谷歌成为最牛的公司。
但它挺过机械化、电气化时代，迄今它依然是制造业的领军企业之一，但数字化时代，成为它的拐点。
十几年时间，他被微软、高通、Google……超越。
别嘲笑通用的“变革”，那是它那个时代人类仰视所能达到的最大高度，科技超越想象力极为有限，人们可以单纯为了进步只争朝夕。
第三次工业革命的后半程，完全超越了人对自身命运的掌控。人们对于技术进步的后果，终于愈加审慎。
从前，人们对科技怀有盲目的乐观，希望更快、更广、更强大，自以为可以预见科技进步所带来的几乎一切改变。
然后，一切都不同了。反映在企业信条中，主动性淡化了许多。
最具代表性的就是Google的“Don’t be evil”（不作恶）。
和通用全面参与美国军方的任务，努力赢得战争不同，就在不久前，Google拒绝了美国国防部的合同，因为根据“不作恶”价值观，你不能让人工智能去毁灭生命，导致技术可能与人类为敌。
“伟大”的内涵正在被注入新的内容：
过去，伟大的企业主要很会赚钱，要总是能够创新，让模仿者无法超越；再往后，伟大的企业应该是面向所有人，要有人文关怀，拥有服务于人类共同体的目标；现在，伟大的企业需要有不依靠任何人传承的价值，它常常仰望星空，成为行业、甚至人类的引领者。
看看Google员工通过个体的努力成功让公司抵制了美国国防部的合同就知道，“Don’t be evil”是如何深入进人心的。
03
只有思想不朽
关注全人类的命运，如果排除政治口号，过去它主要是西方发达国家精英阶层的一种时尚和价值观。
它高高在上，理解的人知道其重要意义，不理解的人会觉得这是一帮富人吃饱撑了在显示道德优越感。
事实上，它需要极高的认知水平。因为，不是所有企业都有足够的素养去预估评判一项新技术可能带来的负效应，可能侵犯的伦理边界，即使他们足够客观、独立，可以抵御金钱的诱惑。
幸好，先行者说对了一些事。
比如，罗马俱乐部就说中了很多事：三十年前的石油危机，当代的全球变暖，人们对核能的敏感，还有经济大发展下的饥饿、污染与贫困等等问题。
再比如，他们帮助社会提早认识到技术进步产生的对老年人，低教育、低收入人群的歧视，并带来的类似失业、阶层固化问题。
以往大部分时间，科技进步的边界是由最发达国家最聪明的一批人提出的，比如涉及基因技术、核技术、超级对撞机、克隆技术……的边界等等，很少有企业去这样束缚自己。
今天，随着人类跨入信息革命的后半场，包括人工智能、区块链、生物识别、云计算……等等以前所未有的速度塑造着人们的世界、生活和思维方式，而中国已经是新技术应用场景最丰富的区域。
罗马俱乐部曾经遗憾，它们过于关注欧洲，缺乏快速发展的中国的参与。
现在，这个遗憾可以被弥补了。
2018年6月26日，阿里巴巴向全球顶尖学者发出邀请，倡议成立罗汉堂项目，主要探索快速发展中的伴生问题。
“罗汉堂”学术委员会首批入驻了5位诺贝尔奖得主。它的起点一点不比罗马俱乐部低。
当下的技术革命不可避免地会以影响所有人为目标，今天致力于成就伟大的企业必须以为所有人服务为宗旨，科技进步、社会变迁与人文伦理，从未象当下一样如此紧密的交织在一起，潜移默化之中影响着人类前进的方向。
作为一个发展中国家，中国及其企业面临的问题更复杂：作为后来者，它必须研发、应用新技术以追赶先行者的脚步；另一方面，它需要比以往更为审慎的选择，避免科技发展的负效应。
半年前，阿里巴巴成立了“以科技创新世界”达摩院，进行前沿技术探索。现在有了罗汉堂。两条腿走路，中国企业的姿态才能稳健。
伟大的公司不是一天成就的，今天的伟大公司必须要对人类发展的终极问题作出积极的探索与响应。
他们不能只是预测哪些职位将会被机器人、计算机和人工智能抢走，计算未来社会将变成什么样的，他们还必须给社会和谐、人类自身的成长找到一条明确的道路。
达摩院符合中国成长型国家的时代特征，而罗汉堂则意味着中国企业在精神领域能够和发达企业比肩的高度。
马云说，他希望达摩院和罗汉堂能够比阿里巴巴活得更久。在中国愈发功利与浮躁的环境中，我们不怎么太担心追求科研前端的达摩院，罗汉堂倒真是一个不折不扣的槛。
罗马俱乐部已经存在了50年，达到了欧美大企业的平均寿命。或许，我们也应该对罗汉堂有信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