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下为刘鹤演讲全文：
不久前，我参与了国家信息化“十五”规划的工作，对国有信息机构进行了改革；组织推进了几个大的国家信息化工程的建设，组建了几个股份制的信息公司。
通过这些实践，我产生了一些想法，可能是片面的，但不是凭空想象出来或仅从书本上读出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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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中国发展新经济的路径依赖
任何国家都有自己的国情，有经济发展的初始条件，初始条件决定着不同国家的路径选择，或者说路径依赖，中国在接受和发展新经济的过程中（此处特指互联网经济），与发达国家特别是美国存在极不相同的初始条件。
因此，需要准确认识中国的国情，把握中国初始条件的变化特征，特别是不断出现的结构性新现象，扬长避短，以期新经济获得比较好的发展。
众所周知，美国是发展新经济的领先国家，它在发展新经济方面，具有自己非常独特的初始条件，具体包括：
第一，相对成熟和完善的市场制度、信用制度和专业化的服务体系，创新的意识形态和相应形成了比较完整的国家创新体系。
在这种创新体系下，政府、研究机构、公司和大学产生了比较好的互动，并且有一套完善的机制，保证相互之间的协作。由于这个创新体制的存在，吸引着各个国家一流人才进入美国。
第二，有比较完善的风险投资机制、猎头公司和相对完整的资本市场。
我们知道，风险投资是发展新经济的血液，风险投资作为桥梁，把技术的创新和市场的需要有效地沟通起来，同时，风险投资家作为人格化的投资者又把不同的利益相关者和股东组织起来，形成一种特殊的公司结构。
我们长期对风险投资有一种误会，认为风险投资者是出钱的人，实际上需要从更深的含义来理解风险投资的作用。
第三，在上述条件下形成的国家技术储备和公司的技术垄断地位。
新经济竞争的真正制高点有两条：第一条是标准；第二条是人才。美国由于特殊的条件，使得他们在制定标准方面具有领先的，或者说得天独厚的优胜地位。
理解这一点也特别重要，在农业经济时代，土地和相应的地权，无疑是农业经济发展的制高点；在工业时代，能源和相对的所有制结构是工业的制高点，所派生的可能是大规模生产体制；在新经济时代，制高点已经转向标准和人力资本，对此我们确实需要有深刻的认识。
除了上述因素以外，一度强有力的公共政策和发展战略，对美国新经济的发展也有重大的影响。
中国的情况与美国不同，在市场制度、风险投资机制、知识产权保护、国家创新体制等方面都有极大的差距，中国企业在国际市场的地位和角色与美国相比也有较大落差。
因此，这些条件决定了中国不可能完全效仿美国的道路发展新经济。
但中国也有美国所不具备的鲜明特点，至少有这么几个特点我们需要高度关注：
第一，虽然中国的人均收入很低，目前只有800美元，但城市化正在推进，城市经济正在扩张，在这个发展过程中，中国正在逐步形成一个人口规模将近达到两亿的庞大的中产阶级消费者。
这个消费群使中国巨大的潜在市场逐步建成现代的市场，他们对住房、汽车、教育、信息产品正在产生巨大的需要，而这个需要已经成为近几年拉动中国经济增长的最主要因素之一。
第二，庞大的传统产业的生产能力和地理优势正逐步与新技术相结合，外国投资者也向这个领域不断地流动，这使中国有可能成为亚太地区或者整个世界经济的新的制造业生产基地，制造业起到核心作用的并不是或者说不仅是原有的国有大中型企业，中小企业在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
我们看到，在浙江的温州、广东的东莞、江苏的苏州，包括昆山，中小企业的作用正在不断地扩大。
第三，中国有几千年的教育传统，人才资本技术储备相对于其它发展中国家来说更为雄厚，人力资本的积累和技术储备正在与国际化的惯例对接，随着加入WTO，两者之间对接的程度将日益紧密，海外留学人员也开始回流，这种回流既出于长期的战略考虑，也由于短期宏观经济互动的因素。
第四，经济体制转制的速度开始加快，有利于新经济发展的体制正逐步形成，而这个转制的过程既有来自基层企业的动力和消费者的动力，政府也在发挥着积极的主导作用。
这些情况决定着中国发展新经济的主要路径或者特征：
一是建立标准方面中国很可能走出新的道路，以庞大的国内市场规模来带动产业规模的行程，通过产业规模的扩大和广泛的国际合作，促进形成标准，中国在新经济发展的定制化能力可能是通过内需拉动的，最明显的案例就是最近的3G标准。
第二，在面向市场方面，中国新经济发展将不主要是出口导向，而是与国内经济结构的调整高度对接。
在第十个五年计划期间，中国经济增长的主调是结构调整，这包括城乡结构的调整，即城市的发展和扩张，包括产业结构的调整，即制造业的重组和服务经济的发展，包括地区结构的调整，即在沿海经济发展的同时，加快西部经济的发展，以及对应这种经济调整所发生的所有制结构调整和生产关系调整，中国新经济的发展毫无疑问要面向这些巨大的需求。
第三，在新经济与传统经济相结合、相互渗透的方面，政府和民间将有广泛的合作与互动，政府的作用并不仅是计划经济的影响，政府创造外部环境，主导经济发展战略，充分发挥民间的力量，推动新经济的发展，将成为未来中国新经济发展主要的体制特征。
因此，一方面中国会高度重视界定政府的公共职能，另一方面也会进一步完善制度，发挥民间的作用。
“十五”计划明确了以信息化带动工业化，实现国民经济跨越式增长的战略。这个战略是基于一系列重要的判断，也就是说新经济不仅是一次简单的技术变革，而是一场引发社会政治经济结构变化的重要革命，它给发展中国家带来了很大的机会，也提出了新的挑战。
目前国家已经明确了应用主导、面向市场、资源共享、竞争开放的发展路径，已经提出了一系列鼓舞人心的发展指标。
初步预计信息产业占GDP的比重将从2000年的4%提高到2005年的7%，中国的网络规模有可能从目前的世界第二位发展为世界第一位，电话的普及率将由目前的20%上升到35%以上，中国政府将在工业、农业、城市、社会保障、文化、金融、保险、教育等各个领域全面推进信息化进程。
总的来看，以新经济推动传统产业改造，以新经济促进体制改革的发展战略正在中国产生，我们已经看到，相当多的地方政府和公司已经把信息化战略作为最重要的发展战略加以跟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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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发展新经济的现实挑战
中国发展新经济虽然有非常光明的前景，有自己独特的路径，但是也面临着一些非常现实的挑战：
1.美国经济的影响。美国经济是发展新经济的主要推动力，在纳斯达克股灾发生以前，投资者和消费者对新经济有过分乐观的预期，导致了投资增加，资产价格上升，股市的财富效应又进一步拉动了消费。
但是在某一个时点上，生产能力开始过剩，投资的数量和投资的回报无法对应，消费者和市场开始质疑，泡沫开始破灭，新一轮的调整开始发生，美国经济减缓开始对其本国经济和世界经济产生非常重要的影响。
通过资本的流动、贸易需求的变化、人才的流动和预期几个方面影响到其它国家，对中国也产生了影响，目前各个方面都在关注美国经济什么时候，以何种形态复苏。
不仅从汇率和宏观角度，而且从商业模型的变化、大公司的行为来关注美国经济的发展和新经济的发展。我们看到，大公司的行为产生了三点最为明显的变化。
首先，向主流经济全面回归，新经济从空中开始落地。
第二，对旧的经济体系进行整合，形成更有效的供给链条，在新的供给链条中创造更高的附加价值。
第三，在创造价值的过程中，创造新的制度。
比如，最典型的就是内部交易的外部化和虚拟产权的出现，以及相应的一系列政策调整，但这些究竟有没有可能创造出新的利润，大家都在观望，而这种观望的态度，无疑影响投资者的行为，也对中国新经济产生了影响。
2.发展新经济的要求与传统体制的冲突。前面讲到，新经济并不简单地对新技术的扩散和应用，政府的信息化并不意味着仅仅增加投资、微机和用网络把工作流程连接起来，实现无纸办公。
它本质上是业务流、信息流、体制结构的重整和激励机制的变化。在这个变化过程中，必然产生种种冲击，特别是对既得利益进行调整。它要求产生一种新的、扁平的、互动式的结构，并对传统的纵向一体化和金字塔结构进行挑战。
新经济要求互联、共享、整合，而计划体制的旧经济要求封闭、独占和纵向一体化。这种冲击以及由于这种冲击所带来的影响，目前我们已经感觉到了，两者之间的冲突还会发生。
因此，需要把发展新经济的目标和改革旧体制的目标进一步结合起来，促进两者之间的互动。
3.人力资本的局限性。我们知道，在新经济发展的过程中，最重要的生产要素是人力资本。通过人力资本实现创新，是新经济发展的关键因素。
中国的人力资本尽管相对丰富，但有一个致命的弊端就是由于传统的教育体制，专业分割得非常厉害。
工程师的知识集中在非常狭窄的科技领域，由于这种职业的偏好，使得他们更有兴趣做一些体现技术水平高的工程项目，而对主流经济存在的特点以及对主流经济进行体制改革的要求似乎不重视，也不理解，这就导致了技术与市场需要两层皮的现象。
在这种特殊的背景下，非常需要产生一批具有亲和特征的企业家。这些企业家对市场理解，对技术也理解，把两者的行为可以对接起来，而企业家必须产生于好的公司治理结构的基础之上。
目前我们的治理结构无论从理论、政策和实践来说，都处于初级的发展阶段。因此，人力资本的局限性和治理结构的不完善，是新经济发展的另外一个重要制约。
4.垄断的制约。新经济的本质是自由竞争、自由流动，但目前我们存在两种垄断，非常不利于新经济的发展。一是行政性的垄断，行政性的垄断与传统的审批制密切结合。
在推动信息化的过程中，各个部门、各个省以及省内的各个厅局，都要求建立信息化平台，这产生了严重的重复建设，令人担心的是，这种重复建设并没有沿着新经济应该发展的轨迹前进，而是走传统工业的道路。
汽车工业发展的教训，政企不分的办法，不利于汽车工业竞争力的提高和规模经济的形成。
与行政垄断相对应的是外部交易的内部化，推动新经济发展和建立政府的信息化平台应该广泛地进行招标，使最优秀的力量能够进入这个领域。
但是，由于行政垄断的存在，这些项目的承担者，都交给了内部水平比较低的部门来做，从宏观的角度来看，我们正面临着新一轮的低水平重复建设。
更令人担心的是，发展新经济的本意是通过发展新经济促进体制改革，但如果这种现象继续延续，很可能产生一个我们不希望看到的结果，就是新经济的发展强化旧的体制。
垄断的第二个方面就是电讯的垄断，虽然中国电讯一分为四，价格竞争开始出现，但是长话业务仍然一家独占；市话业务存在着自然垄断又难以监督；
移动通讯竞争仍然不充分，相互制约的监管框架还没有形成，这导致了信息产业发展的外部成本很高，消费者的剩余也在减少。推动反垄断的进程是发展中国信息产业和新经济一个现实的挑战。
5.使创新活动没有出口，资本市场尚不发育。新经济的本质特征是创新，创新的主体应该是中小企业，我们不能对传统的大型企业在新经济领域发展方面抱有过大期望。
但中小企业面临两难的选择，一方面依靠自身的积累，不足以形成规模，另一方面又不可能获得财政的支持。因此，只能通过资本市场的发育来获得发展的资金来源。
因此，发展新经济意味着对中小企业的支持，而发展中小企业意味着对资本市场报以厚望，但是目前这方面进展的步伐仍然缓慢。
我的想法是，短期的问题需要从长期的结构角度来加以认识。中国发展新经济是总体发展战略中的重要组成部分，而资本市场在其中占有非常重要的地位，因此，应该大力提倡，大力支持，加快发展。
6.基本的市场制度尚不健全。包括信用制度、知识产权保护制度、担保制度、中介机构的服务、公司治理结构等等各个方面，如果不全力创造一个有利于新经济发展的体制环境，就不可能实现新经济的振兴。
前一阶段，我们讨论电子商务，但实际的情况是有电子无商务。发展电子商务的正常路径是先保证商务流程的正常运转，再使交易电子化，而要做到这一点，又必须在基本的市场制度上下更大的功夫。
7.新经济和数字化差距或者数字化鸿沟。新经济确实存在着双刃剑的现象，一方面在提高效率，另一方面对公平问题提出了挑战。从整个世界的情况来看，随着互联网经济的发展，一种新的现象正在出现。
有人说，我们都回到了俄林时代，区位理论开始产生重要作用，地理因素的重要性正在上升。
美国、日本、欧洲、中国的沿海地区和新加坡以及东南亚的少数地区成为投资的热点，而那些欠发达的地区，可能被抛得很远，包括非洲、中亚地区的乌兹别克斯坦、哈萨克斯坦等等。
新经济正在强化富国更富、穷国更穷的现象，在中国内部这种现象也已经开始出现。
虽然中央政府推出了西部开发的战略，但是，统计数据表明，1998年西部地区利用外资占全部利用外资的比重为6.4%左右，但这个数据到了2000年下降为4.46%，2001年可能还在下降。
与此相关的另外一个问题就是对不同收入群组的影响，二八定律正在强化。所谓二八定律指的是20%的人占有80%的增量社会财富，受教育的人获得更多的机会，而没有受过教育的人正在被排斥到新经济发展的潮流之外。
未来五年到十年，中国面临最大的问题是就业，而创造就业和直接发展新经济的目标并不总是一致的。在这种情况下，需要研究制定合理的公共政策，使得这部分人获得他们应该得到的发展机会。
尽管中国发展新经济面临种种制约，但如前面所说的，如果把新经济的发展目标和市场化的改革密切结合起来，和中国的结构调整结合起来，充分发挥中国人力资本的潜力，新的经济现象会不断在中国得到强化。
而做到这一点的关键，就是准确地界定政府的公共职能，制定好的公共政策，创造比较好的外部环境。
面向21世纪，我们既面临机遇，也面临挑战，需要抓住机会，面对现实的挑战，提出正确的对策。对这一点，我抱着非常乐观的态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