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可辛导演拍摄的《中国合伙人》在国内票房大热后，以其原型背景曾经新东方的三驾马车（俞敏洪，徐小平，王强）得到了极大的关注。王强老师正是 中国合伙人中“孟晓骏”的原版人物。
编者按：
陈可辛导演拍摄的《中国合伙人》在国内票房大热后，以其原型背景曾经新东方的三驾马车（俞敏洪，徐小平，王强）得到了极大的关注。王强老师正是 中国合伙人中“孟晓骏”的原版人物。
顺便提一句：
优酷出品的《老友记》中有相关的视频：2013年3月有徐小平老师和聚美优品 陈欧的对话。5月份有中国合伙人很多的视频，推荐观看。
——本文 来自豆瓣阅读《人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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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影《中国合伙人》热映之际，《人物》采访到了电影的真实原型、新东方“三驾马车”俞敏洪、徐小平和王强，请他们谈谈真实合伙经历。
今天给你带来的是王强访谈实录——谈离开新东方后 缺了任何一个都觉得有点孤单
2009年还是2010年，老俞有一次在电话里邀请我，他说王强，我想让你考虑考虑，能不能再回到新东方董事会。我想了一下，跟老俞开玩笑说：老俞，这十几年，你还没受够我的气，我说第一个我不想折磨你了，第二个通过折磨你我也折磨我。我在新东方问心无愧做了所有的东西，几乎没有保留，挥洒了我十几年的才华和激情，我想现在就算了，我该休息休息了。
我是真的不想回。第一个我觉没必要，因为现在（新东方）是个上市公司，有了巨大的监管层，纽交所，世界级的监管，再一个他们已经职业化，我觉得我早期的功能已经了结了，还是（情愿）做一个崭新的事。
我跟小平做“真格基金”的时候，我说小平，真格基金的成功必须跳出新东方成功的影子，我说你不能背着“新东方”这三个含金量如此重的三个字来做我们真格的事情，你要完全忘掉新东方，你才能够成就真格这两个字。他跟我一样谈到新东方津津乐道，但是当做事情的时候，既然我们选择了真格，我觉得必须忘掉，所以在真格我们不会天天想着俞敏洪，就像他在新东方不会天天想到我和小平一样，但是在我们郁闷的时候，吃晚宴的时候，偶尔面对明月，开老俞两句玩笑，虽然他听不到，但那是我们的情怀。
当年新东方董事会做出一个决定，让小平离开董事会，那场投票也非常戏剧化，一个艺术，人生的艺术。
他是大股东，一票就解决了，他的解释是为了公平。这一弃权，他把这个棋扔给以我为首的剩下的小股东了，在这个情况下我要做出我的判断，他们俩都是我的挚友，但是由于包括我在内，当年跟老俞的冲突已经在董事会上达到了非常白热化的状态，我只是说从生态要降温的角度，投了同意票，这个也是我人生我做出了最痛苦的决定，但是后来我向小平解释，我希望他理解。我说，我投了同意你离开董事会这个票，不是你不符合董事会的要求，是咱们赶快先降降温，我说小平如果你离开董事会，你相信我，我还能够代表你的那些观念，我仍然在董事会里跟老俞交流。我想这样的话，也许老俞会觉得，并不是你们俩联手向我来，那小平离开了，王强仍然是以这样剧烈的方式来谈，他只有两个选择——要么认为我这是有理性有道理的，要么把我再驱逐董事会，那新东方就崩溃了，三驾马车就彻底散了。所以当时我明知我完全可以做个和事佬，我可以弃权，老俞都弃权了，我更有责任弃权，我不表态，但这不是我，我今天仍然不后悔。
但是小平毕竟是有胸怀的，我一辈子我始终在问，我为什么不能够圆滑一点，但是我的性格在那个刹那没有让我做出这样的选择。但是我想总有一天小平还是回到董事会的，因为他是新东方的大脑，他是个思想者，老俞是舵手，但是新东方历次往前发展，都是小平在第一推动者。我认为像小平这样一个充满激情充满才华的人要不在董事会，我在董事会也没什么太大的意思，我们之间就乐在彼此之间的交锋，它是合力，缺了任何一个都觉得有点孤单，所以你像我这样的个性做出这样的决定，但是我至今仍然不后悔的是恰恰小平暂时离开。赢得了我在董事会的继续向老俞挑战的状态。
我后来把我担任的全部职位卸掉，顿时从百万年薪到一分都没有。不是因为我高风亮节，是因为我觉得既然大家觉得这是个方向，我带个头没什么错，既然大家决定这个牺牲是暂时的，将来有可能回报是巨大的，尽管没人给你这个肯定你一定有回报，这个需要魄力，这个需要胆量，这个需要傻劲。所以我说我老当老二有点二劲，真的，而且我乐在其中，一个人想太多没有用，我的性格是是什么样就是什么样。
谈回国创业 老俞说，你要真辞，那就回来
我这个至今还没跟老俞谈过，小平也不知道。这是我今天第一次透露，真正最早的让我做出选择实际是上海前进蔡光天的所谓创业史。
我现在告诉你们，当年上海有一个外语培训的机构叫做“前进”，前进学校，那个老师叫蔡光天，姓蔡的蔡，光明正大的光，天下的天，那个时候他50多岁我记得，复旦大学学数学的，他就在那时候呼应了80年代中国的出国热，他就开始一个一个贴小广告，办了所谓前进补习学校，现在这个学校在哪我已经不知道了，但是坦率地讲，除了感谢俞敏洪，在俞敏洪之前，我选择走进新东方，我要感谢这个人，蔡光天，我在美国的书店里买到了一本他的自传。
他做了几年，就从一个非常穷困的中学教数学的教书匠，靠他50年代在复旦学的外语底子，办的生龙活虎，我看他经营的数字令我吃惊，我觉得中国还能出现这样一个东西，差不多半年以后，读完这本书以后，这本书可能还在我美国的书房里，我若干重要段落全用红笔勾勒出来了，蔡光天是如何致富的。
甚至有一刹那，我想到上海去应聘，到蔡光天那里，我自我推介我是个人才，当时没想到老俞在北京已经做了一个学校，完全不知道。
1995年年底，老俞就出现了这个北美之行，这么北美一谈，我想这正是北京的前进学院，我们如果在北京做，蔡光天都能做成这样，那我们这些人凑一起，肯定做的不会差于他。
在北大的时候，那时候哪有人认识俞敏洪，但是当时到美国没有人认出我来，只有认出老俞来，这个人生刺激也是所谓成功的激励是正向反向都有，当你那么熟的朋友，变成这样，你总是心里会有一种震撼。这不是嫉妒，这是刺激这是激励。
我倒不觉得他有钱，他也没告诉我他有多少钱，甚至我今天听你说第一次知道他当时已经挣上千万了，我不知道，因为他一直没公开过帐目，所以我不知道，这个存在他的脑子里。 但是从言谈话语我觉得他不是大学的他了，说起来如此逻辑清晰流畅，滔滔不绝，这不是我以前印象中的他，那显然就是说，他完全不是过去的他了，所以我觉得可能是这样一个反差，如果他还是以前的他，我也许不一定，他现在是不一样了，所以我觉得还是过来吧，那么我心里上并没有任何一个刹那，包括现在也没有所谓嫉妒的东西，否则的话，我为什么要做（新东方的）第二第三呢？
恐怕他更愿意展示他通过这几年我们班唯一没出过国的人在国内奋斗的不错，展示一下，但是没想到，这一展示，他这个信号不管是炫耀我们、想诱惑我们还是真正发自内心，等到我真正跟他坐在桌上谈，1995年在我家的时候，我喝完酒以后我说咱们严肃地谈谈这个事，我要辞职了，咱们一起做这个新东方。一开始他展示新东方非常兴奋，等到严肃谈，他反而沉闷了，因为他心里也没准备，把我们这样的人物叫回来，他人生面临什么？
甚至当时他的家人都说，你千万别把王强叫回来，你能管得住吗？我不知道是谁，反正是他家里人。肯定这么说。所以这些东西就在一起，实际上这个信号无论他是想发还是不发，但是我和小平显然从不同的境遇迅速捕捉了信号，而且行动了，小平第二个月就回北京了，我一听他如此决心大，当时还不知道他没工作，没有什么辞职的这个程序。造成了他创业成功的最好的保障，我需要3个月，同时需要交代工作，我的护照已经过期了，所以我花了一年，他12月底，圣诞前到，我10月份回来的，10个月。
当时我也是刺激他，我说老俞你要考虑，你一定要让我回新东方，咱们三个做，如果你不答应，我现在直率地告诉你半年以后我一定会在你的校门对面建立一个学校，做的是和你一模一样的东西，这个学校名字我已经想好了叫新西方，校长叫王强，老俞一听，沉默片刻，他说算了，大家一起回去吧，就在“新东方”三个字下做吧，其实是这样。他并不是当时很明确地要让我们回去，他可能想展现一下，因为小平当时一拍即合，因为当时他失业，他丢掉了失败获得了成功，我要丢掉一个成功去拥抱一个失败。这个东西人生反差太大了，得有赌徒的心态才敢做。
当时小平绝对想回去，他说王强你想想，我们在北京做事挺好玩，他说，但是我不觉得你敢于放弃你现在的日子，因为他去看我当天的下午，我带他参观了我整个的贝尔传讯的办公楼，到了我的办公室，我桌上两台工作机，非常舒适，食堂，到了我家一洗澡，他第一次去美国，他觉得水龙头呲出，打的身子疼，他说我在国内从来都是滴滴答答的，你这我得躲这个水，太疼了。
老俞说，你要真辞，那就回来，所以那个时候我真正的触动了，经常一个礼拜给他们传真一次，那时候小平已经回来了，他俩在新东方违章建筑里收我的传真，收一个不违章的传真，天天探讨可能性，你们做的怎么样了，需要什么，我回去究竟做什么，我还在探讨这个东西。我并不知道做什么。但是我保证我说老俞你相信我，凡是你回去你做的我不做，你不做的我再做。这是作为友情，尽管你做的我也能做，不一定做的比你差。
谈三驾马车 驯服友情荷尔蒙
从时间节点上，我从1996年回来到2006年上市，等于算是半退出。但是从2006年到2010年，我又做了4年，给新东方做讲座，没有任何行政职务，2010年开始不再为新东方做讲座，这标志着我正式离开新东方日常管理这个舞台。然后在徐小平的说服下，跟他一起来做真格基金，那是从2011年开始，真正我们俩又走在一起，所以这之后大家的聚会就变成了只是叙友情了。
老俞，我从他身上学会了坚毅，百折不挠，小平，从他身上我学会了“爱”和“真”这两个字，这些都是我人生中做事时不时要回在脑子里的一个标杆。
我常常说，我像钢铁一样坚强和脆弱，因为钢铁看似坚强一熔化就最先断掉了，老俞像芦苇一样坚韧，芦苇看似很柔，但是很坚韧，你折不断他。那小平既有芦苇的柔韧也有钢铁的坚强，他是黏合剂，其实他的某些性格更像佟大为扮演的阳光的角色。当我和老俞观念冲突十分剧烈，几乎没办法融合的时候，小平在中间成为一个斡旋的人。
1996年我从美国回来，是小平和老俞带了一束花到首都机场接我。但是就在我刚拿到花坐进老俞汽车刹那间，我就问他一个问题，我说，老俞感谢你信任我，让我回来，我问你个问题，今天我和小平一无所有，有一天我们万一做的比你名气更大，你能承受吗？这就是远远超过了所谓一般友情的问题，我的意思就是说我和小平浑身的能量你要做好准备的，你可以是老大，但是我们一定在舞台上留下自己非常好的演出。你能不能承受。老俞说当然，我让你们回来就是让你们成为百万富翁、千万富翁。我说好，老俞你记住你今天说的这个话，这样我就可以一辈子跟你做了，你有这个心态就行。
其实在我看来，我们没有一个庸俗的结局，只归结于新东方在上市之前，我们成功做到了一点，就是逐渐地在痛苦的过程，学会了让这个友情的“野性”被大家共同价值的这种理性逐渐驯服。因为友情和荷尔蒙一样，特点就是野性没有原则，哥们义气，两肋插刀。那友情的感性在公司治理所要求的游戏规则的强大的甚至冰冷的，或者残酷的理性面前，碰撞，彼此互消互长。这就解释了为什么新东方上市以后，尽管我们离开新东方的管理平台，我们三个人的友情仍然在线下延续。
我们现在见起来也是无话不说，我仍然可以像当前在大学一样调侃老俞，嘲弄老俞，不管他是在业界多么偶像级的人物，在我这里只有“呕”，没有偶像。因为我摆脱不了大学期间对他的一种印象，新东方成长期间，老俞当然代表这个集体，他成为了第一领导者。当然聚光灯所有的鲜花都冲着他去的，但是我们太知根知底，大学怎么样，新东方早期怎么样，我们仍然见了面谈笑风生，仍然讽刺挖苦，他在我们面前，真正坐到朋友面前，没有外界的青年学生看到的那种领袖魅力。这个气场不存在，至少说我们三个人平起平坐可以说。我今天还讽刺小平，他发了一个微博说，我在讲演的时候，我说他和老俞一拍即合的就回国了，因为什么，因为他在加拿大没工作，这是事实，这不是我调侃，我们之间说话非常直率，我的缺点我的个性不好的东西，他们俩也会去说。可能老俞觉得痛苦的也在这，他始终在内部建立不起来绝对的领导权。
谈老俞 希望俞敏洪成为柳传志+蔡元培，但他两辈子也达不到
其实当年从北大带过来这个东西没法丢掉，我们很难设想突然必恭必敬地说“俞总”，现在我也没有见面就是老俞，你太土了，仍然是这样。
我对老俞说话不客气，现在也不客气，极尽人格打击。“土鳖”算是客气的，我用的最多就是“农民”两个字，意思就是说你怎么这么土，怎么会这样想，动不动一拍桌子就是“农民”。
他不太反击，唯一一次发火的时候，是他母亲把他惹得生了大气，他在外面发火扔了手机，还砸到我的车上，你看他非常理性——我好不容易买个车，直到卖了以后，那个洞还没穿出来。所以老俞有超人掌控能力，他的车也在旁边，怎么会扔到我的车上？这个手机还没摔坏，我的车倒受伤了，结果那个点还不是我刺激他，他老妈让他生气的。
我崇尚的人生座右铭，叫“做事要深，做人要浅”。我交给你一个事，你要做的深不可测，做的让我百感交集，做人要浅的像茶一样，你不需要交流我就知道你的心灵在想什么，人际交往的成本就降到了最低。
老俞的性格有很外向的一面，但其实是不太爱倾诉的这么一个人。他作为一个企业第一领导人，很难让人第一时间非常清晰地看到他心里在想什么，所以他的这种犹疑也让大家产生了很多怀疑，这就是为什么当年冲突痛苦，让他也觉得痛苦，他可能也不知道为什么，但是所有人跟你对着干。大家需要安全感，这个企业怎么走，每个人的权力利益怎么分配，如果你不能非常明确的，扔在桌面上，只是自己在消化，按照自己的时间表走，那当然大家不可能理解你内心在想什么。
因为当时新东方的创业股东还有一些嘛，大家很多是冲着老俞来的，老俞是第一领导，这个不是拿他做人身攻击，你既然是第一领导，你的责任也就是最大的，所以大家对你的发难或者诘问，其实是面对企业如何进步的这种诘问，这个我认为是非常理性的，我常常举例子，就跟民众们对美国治理好不好，他只会找奥巴马算帐他不会想起副总统，因为你是第一领导人。
联想大家只想到柳传志或者杨元庆，阿里巴巴再怎么样，大家好的想到马云，坏的一定想到马云，这是匹配的。所以我们早期的冲突是这样一个东西，在一个团队里没有什么先知先觉，因为大家都在摸索中在成长在痛苦，在挫折中寻找方向，都是这样一个状态，所以大家彼此痛苦，这就是当年的一个现实状况。
按照卢跃刚那本《东方马车》所描述的，好像俞敏洪是一个先知先觉的人，带着所有的胸怀，愿意跟所有人分享，他的所有的决定都是高瞻远瞩的，我觉得瞎扯淡，坦率地讲，老俞是进步过来的，他有今天的他是成长过来的，我们也是，我们也不是先知先觉，我们也在痛苦中，在多少次想离开这个平台的过程中，不断不断理性回归，让这个游戏规则，束缚友情的野性，成长成今天的。
老俞他不仅要想我们三个人的关系，还要想我们三个人之外的全部的关系，不仅想新东方的全部关系，还要把新东方放在整个大市场的竞争格局里来思考问题，甚至放在中国整个现实中如何生存去考虑这个问题，我承认在这个层面上他所担负的责任要比我们重大的多，他所承担的苦难压力也远远超过我和小平共同担当的苦难，他作为CEO，新东方创始人，他再有理想色彩，他面对现实，他要处理具体的问题，所以他必须变换成一个理性主义的角色，甚至是现实主义的角色，我们的争议不在这，我们的争议在于如果你思考的是超越我们的东西，难道分享这个东西，我们不理解吗？他的习惯是不愿意表达的。
他在推动新东方改革的过程中，我其实帮助他做了很多东西，比如他不敢开人，老俞从来不会开人的，电影里对这个描述是准确的，他是心有恐惧的，或者是情愫，我不知道是什么东西。
我从国外回来办的第一件事，不是教学，是帮助老俞开一个他希望开掉的人，我非常明确地问：“你目的是不是让他走？”他最后告诉我“是”，那我就按照我的方式来，最后经过三个小时的唇枪舌战，那个人最后还要发问，“俞老师，王老师的意思是你的意思吗？”俞老师说“是”，他终于走了，这是我回来办的第一件事。
时不时的，我和小平走到哪，触景生情就想到老俞，老俞作为牺牲者，总是出现在我们的谈笑风生之间，缺不了，三个人交集了那么多年，30年，你怎么忘掉呢？它忘不掉。
经常想到他土的那一面，比如说当年上市，我们在吃面，小平回忆起来，说在香港庆祝新东方上市成功，但是老俞舍不得大家在酒店吃早餐，一人好几百挺贵，所以老俞建议大家自己解决，觉得上市庆祝把我们叫到香港，竟然还要自费盈亏，就是老俞把我们逼成这样，他节省是有名的。
以前我们在秦皇岛讲课，老俞说今天请高管吃海鲜，走进一个海鲜店，服务员端上一盘螃蟹，特别好的螃蟹，老俞说有没有低一档的，服务员又端上来，老俞说还有没有更差一点的，他不当着大家面，至少我在，我作为一个见证。结果最后服务员说，老板你究竟要什么样的螃蟹？我说这你还不明白，残疾的，腿越少越好，只要便宜。只要能为公司省钱。
我要离职的时候提出，希望俞敏洪，不仅要成为柳传志，还要成为蔡元培，这要求太高了，老俞两辈子也达不到。
小平的性格率真，我30年少见的这样的人。坦率地讲，如果我这一生，要有最重大的事情托付给一个人的话，在朋友中的第一个人，或者没有第二个人，那就是小平。我不会托付给老俞，因为托付给他他不告诉我。他思考太多了，我读他很费解。
想想老俞挺心疼，但是没办法。（但是）不会的，我一辈子也不会当正面表达出来，那是没办法，这是命。如果他不心疼，他要培养接班人。如果新东方找不到接班人，老俞会仍然在这个岗位上干到60岁，不可能有任何改变。
谈新东方精神 不要和最好的朋友合伙开公司？恰恰相反
“不要和最好的朋友合伙开公司？”（电影《中国合伙人》台词）经历一个新东方，我倒觉得恰恰相反，如果一个企业真正做大，你一定要跟那些志同道合的朋友在一起做，但前提是，这个友情的野性一定要被程序正义的理性驯化。如果没有这一点，你的友情是不足以支撑一个企业的正规化治理的，它一定会分崩离析。
关于做一件事，比如说时机的把握，速度的选择等等这些都是既剧烈又痛苦的选择，因为当时我们在早期，很难分清楚哪些在友情范畴里可以规范的东西，哪些是必须放到规则领域里规范，跳到今天我可以坦率地讲，如果再走一遍，我可以清晰地知道公司该怎么治理。包括老俞当年他都不知道，他的痛苦也在这。大家都处于在同样一个摸索阶段，老俞在管理的具体事物上来说他动手能力比我们强，或者他乐于这个，我和小平的生性，也许动手能力不如他强，而且在心理上比较抗拒日常琐碎的管理，我们更爱务虚，他爱务实，这也是新东方文化很好的一个部分。
新东方精神是我觉得就是他试图传递这么一个价值观，就是说当现实给你华丽的所谓命运的轨迹，如果你能够敢于突破他的话，你要付出自己的努力，一旦付出这个努力，也许面对绝望的或者是没法抗拒的这么一个轨迹，你要做出不同于他人的轨迹，所以新东方的校训就是“从绝望中寻找希望，人生终将辉煌”，人生终不终将辉煌是另外一个问题，但是你得敢于从绝望的状态中寻找到希望的方向。
俞敏洪是控制欲极强的人，他什么东西都事无巨细希望控制的，这些年来我们就试图给他从相反方向，要让他少控制，只管大的，不管小的，他以前事无巨细，连钉个钉子都要亲自钉。
所以小平天天在新东方倡导务虚文化，我认为这是非常必要的，这就是创始团队和执行管理层的区别，执行层你当然不能务虚，让你完成什么指标，你赶快完成，最好超额完成，但是一个企业不仅仅是一个数字，你要想达到数字之外的东西太多的，你的企业形象，你的认知度，你的反馈，这些东西全部要汇集成做金牌的一个问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