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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 | 钮文新、CIPS采购与供应环境编者

一、国内学者观点：

4月9日，国家金融与发展实验室理事长李扬在博鳌亚洲论坛上谈到中国金融风险时指出：“去年底居民储蓄存款增长率首次为负，这是一个非常危险的信号”。据央行数据，2017年12月，住户人民币存款净减少7929亿元。不过，今年前三个月，居民储蓄存款开始有所增加，但4月份，住户存款减少1.32万亿元，历史上第一次出现单月减少超过1万亿水平。

一方面是老百姓储蓄存款增加放缓，甚至个别月份出现负增长；另一方面是老百姓的贷款增加值长期高于存款增加值，这会导致什么结果？

整体经济分为三大部门——企业、政府和居民。现在，企业肯定是负债部门了，政府大多数情况下也是负债部门，那么总的债务由谁来支撑呢？居民部门的盈余，这个盈余部门支撑着两大负债部门，如果是平衡的，宏观经济可以平稳运行。但如果失衡，也就是说，居民部门的储蓄盈余低于企业与政府负债，那就有麻烦了。

李杨告诉我们：“美国的问题在于居民变成了负债部门，使得企业、政府和个人——三大部门都是负债部门，那经济增长只能靠通货膨胀，只能靠金融泡沫，最后就变成了金融危机，这是我们要高度警惕的”。笔者完全同意李杨先生的看法，但稍有不同的是，美国可以依靠货币霸权，吸引世界其他国家的储蓄为本国经济增长服务，但中国或世界其他国家不可能有这样的“优势”。所以，对中国而言，“不怕企业负债，也不怕政府负债，怕的是居民负债。“如果居民也变成负债部门，那整个经济增长增量只能靠中央放水了，说明这个经济已经高度失衡了”。李杨所给出的上述“常识般的观点”，是否已经引起金融管理当局高度关注？实际上，如果再继续发展下去，中国居民变成负债部门，那就容易出问题了。从某种意义上说，2008年债务危机的根源就是美国居民负债过高。

实际上，图1所显示的情况，正显示了这样的风险。我们看到，2017年初开始，居民存款的增加值开始低于贷款增加值。当然，就目前而言，中国居民储蓄率高达50%，负债稍有增加问题不大，但如果居民负债增长过快、过猛，而且时间过长，那早晚有一天会出问题。

说到这儿，想起一件事。2017年12月6日至8日，在广州举行的“2017财富全球论坛”上，李稻葵作为著名经济学家、金融学家公开表示：“中国应该增加债务，因为现在储蓄率太高了，远远超过了美国。债务的水平还没有那么高，比债务上限低多了，现在储蓄率是40%，储蓄率是美国的两到三倍”。且不说中国储蓄率是美国“两到三倍”的数据从何而来，单说中国应当增加负债减低储蓄率的观点恐怕也是“书本困扰”的结果，笔者无法认同他的看法。

我们认为，在资产和负债问题上，中国和美国没有可比之处。美国当下的储蓄率只有0.8%，按说早就失去了增加负债的能力。但是，美国可以用货币霸权、透支全世界、吸引全球储蓄流入本土去增加负债，去拉动自己的经济增长，中国要向美国学习吗？中国有那样的货币优势吗？再者说，2017年12月，中国的负债水平还不够高吗？

中国依然是一个发展中国家，货币强度刚刚接近全球第二梯队，所以我们不可能奢望在国际上获得任何铸币税收入。在这样的背景下，居民生活结余是中国投资增长的关键动力，尤其是未来，中国经济水平已经发展到一定水平、依靠外商投资实现中国经济转型升级、而进一步拉动经济增长的可能性已经微乎其微了。所以，未来中国经济自主创新、升级成长、高质量发展必须更多地依托中国人自己的资本，而这些资本必须依仗中国百姓储蓄的持续增长，必须依仗中国老百姓科学而积极的风险偏好，同时我们也必须意识到，较高的储蓄率也是应对外部金融冲击的重要屏障。

二、CIPS国外学者观点：

1、宏观经济因素对采购的影响：

1）经济，活动的数量决定了一个国家的财富，影响国民需要开支的可支配收入数量，相应地会影响各种商品和服务的需求以及它们销售价格；

2）经济变量决定经济的实力和企业对经济的信心程度相应地影响人们愿意投资的数量；

3）就业和失业水平会影响劳动力的可获得性和劳动力成本，以及可支配收入和需求；

4）通货膨胀率会影响价格，并随之影响供应成本。

5）总体利率一个国家的需求水平，特定产品的税收会影响相关行业的企业。

6）汇率波动带来国际采购的风险，很可能让外币采购进口更昂贵；

7）利率波动带来公司融资风险，很可能让贷款的支出更多。

2、经济活动的内容

1）经济活动可以描述成经济资源“流入”组织为消费者生产输出，然后经过消费者消费产生收入再流回组织。

2）一个特定经济体里的总支出，不仅包括消费者（家庭）支出，还包括政府支出（公共服务）、投资支出（企业支付厂房和设备等资本项目）和出口支出（国外采购商购买我们产品）。另外还有纳税、储蓄和进口支出（购买国外商品）为存在形式的家庭资源不包括在这个流动形式里。